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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人民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同时提出了很多修改和补充的意见。

1985年翻译出版的瓦西林科夫主编的《苏维埃行政法总论》指出，国家管理机关为保障法制和法律秩序，维护国家法律所能适用的强制措施包括纪律强制和行政强制，前者适用于国家职务关系的范围，后者则没有职务从属关系的限定。20世纪30年代，范扬的《行政法总论》在行政上之强制执行的项下，比较了直接强制与警察上之即时强制，认为两者相似而种类相异：直接强制是强制执行的一种手段，常以义务的成立与不履行为要件。

1.即时强制与强制调查的区分意义 在《行政强制法》之下，杨建顺主张，行政强制措施之下除了《行政强制法》所规定的一般性行政强制措施，还包括行政上的即时强制、行政调查中的强制。1957年，田中二郎的《行政法总论》于行政强制之下设行政上的即时强制，与行政上的强制执行相并列。[29]该法第18条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胡建淼认为，行政强制措施具有六个方面的特征：一是限权性，而非授益或是对权利的剥夺。该书指出：根据行政强制的作用对象，行政强制可以分为人身强制、财产强制、行为强制三种。

[2] 稍显特别的是熊范舆译述的美浓部达吉（みのべたつきち）行政法总论讲义。这种种理论虽然以译著等方式传至新中国，但却未能得到广泛的接受和讨论，因为这时中国行政法学有了新的替代概念，那就是行政强制措施。因此，本文对宪法语言条款的解释不同于重语言自由、轻国家建构的方案，而是试图实现多元与一体的平衡，其具体内容展开如下。

不过，如果从合宪性的角度出发，则应将精力集中在法律本身的冲突问题。该《宪章》在通过当年向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开放签字，并于1998年3月1日正式生效。四、两种语言在宪法审查中的关系基准 在中法两国宪法中，都存在通用语言和地方语言组成的双重结构。从规范角度讲，双语教育模式也印证了前文的1+N解释方案。

原因在于，地方语言作为遗产的保护和推广，必须尊重第2条第1款法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前提，但地方语言的沉浸式教学已经超出教授该门语言的教学方式，而是力图使地方语言作为主要教学语言和教学机构内的交流语言来使用，因此违反了宪法第2条的要求。相比之下，法国自大革命以来将通用语言作为国家建构和创制共和的基本要素，而且其现行1958年宪法逐步确立了官方语言+地方语言的双重结构。

党的民族政策历来强调民族平等和团结，因此，地方语言具有较高的宪法地位，从未像在法国那样受到排挤或打压。其次，必须基于修宪的时代背景和近现代以来的文字改革史，将第19条第5款视为通用语条款。因此，负责法语国家事务的部长塔斯卡夫人（Catherine Tasca）在1992年经广泛征求各方意见试图制定新的《法语使用法》，但种花得柳反而促成了法语入宪。因此，必须假定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整体性需要通用语言来实现国家的政治构成。

虽然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法院和检察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并制作司法文书，但其日常的工作仍应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公务用语用字。在形式上主要集中在第4条，而对第19条的关注较少，在内容上普遍偏重语言权并低估通用语条款，动辄指摘国家推广通用语的行为违宪，如认为对普通话作强制要求的做法有违宪法精神，侵犯了公民的语言权及其他一些相关权利。如何规定语言问题是考验新中国制宪者的一大难题。这种立场完全无法与《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相容，因为后者将语言自由从私人生活拓展到公共生活中，认为无论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使用地方语言都是固有权利。

这种观念不断强化了法语作为通用语言的地位。规定强制使用法语的领域和情形。

与法国宪法不同，我国《宪法》第1条的国家定性是社会主义，体现在民族关系上，国家必须大力促进全国各地特别是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恰逢法国为了配合1992年2月7日所签署的建立欧洲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而启动了修宪程序，但加入欧盟也造成了一种矛盾：法国需要不断走向国际化，但同时却必须承受国际化对民族国家及其语言的冲击。

一切国家机关都应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公务用语用字，学校和教育机构也必须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地方语言由此首次写入宪法，宪法中正式形成了法语作为官方语言（单数）和地方语言（复数）作为遗产的双重结构。多元聚为一体，一体容纳多元，多元和一体都是不可或缺的。更有甚者，通用语言的有无在终极意义上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这种基本差异决定了，法国样本对我国宪法更具比较和借鉴的价值。因此，本文尝试从国家建构的角度重新阐释现行宪法的语言条款。

在人类历史上，由于缺少通用语言而国家分裂、人民四散的情形不断上演，正如巴别塔的结局那样。如救国委员会成员巴雷尔（Bertrand Barère）所说：如果公民们不知道国语的存在，是对祖国的背叛，讲法语成为一种爱国行为，也是实现国家统一、走向共和的需要，在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里，应当使用统一的、代表自由的语言。

前述披露的案例实际上涉及不止一件地方性法规，但法工委合并审查并作出同一认定，从中可以推导出以下实体规则：如果地方性法规规定必须使用地方语言进行教学（而没有规定必须使用通用语言），或者规定可以使用汉语进行授课（而不是必须使用），都是违反《宪法》第19条第5款的，也违反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教育法》等法律。显而易见，此类问题的解决不仅涉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更在根本上涉及《宪法》的语言条款。

再次，从体系结构来看，必须将全国通用作为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重心，具体而言：（1）国家推广普通话作为口头通用语（而不是推行），是由于口语中的方言在事实上不可能完全统一，更重要的是，国家应重视方言资源的保护，不能过于重视语言的规范化而忽视了其多样性。在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兼收并蓄借鉴比较法，充分阐释宪法语言条款，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宪法体系。

国内学者批评这种立场是宪法委员会作为精于文本分析处理的技术官僚对于共和国基本原则的僵硬理解和阐释，这种批评实际上忽视了法国在长期历史中所形成的宪法传统。在此方面，笔者认为可以吸收和借鉴法国宪法将地方语言作为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制度和实践。这是历史上首次确认法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宪法地位，为捍卫法语作为通用语言的诸多做法奠定了宪法基础。由于我国宪法语言条款的宪法解释和备案审查工作刚刚起步，因此，有必要充分比较和借鉴域外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

议会在该法中允许法属波利尼西亚的普通学校课程中开展大溪地语言和文化的教学，宪法委员会认为其并不违反宪法，但重申了1991年判决中所作出的限制，即必须遵守平等原则，大溪地语言的教学不得对学生都具有强制性。从历史发展来看，从1949年《共同纲领》到1978年宪法，都仅规定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现行宪法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这种双重语言结构很好回应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第二个时期的宪法审查实践较为丰富，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案件。目前，学界通常基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推广措辞将第19条视为只能以鼓励性（而非强制性）手段予以促进的国家任务，国家对语言的支配权应该采取的是最节制的态度，或者认为该款的含义是政府对于公民使用普通话持着鼓励性态度。

我国宪法语言条款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需要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不断进行阐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宪法体系。比如，地方语言如何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应当对语言自由承担何种义务？未来的备案审查实践中，此种问题有可能得到进一步展开。

基于该判决，法国必须在修改宪法第1条、第2条第1款以后才能批准《宪章》。首先，宪法委员会认可该法赋予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习地方语言的权利，学生可以在居住地的公立学校学习地方语言，如果该学校无法提供此种教学，学生可以申请就近在能够提供地方语言教学的私立学校学习，同时由相关地方政府承担其学习费用。但从国家角度而言，则必须在公共领域维护通用语言的存在必要性，以国家为主的公共组织必须提供公共服务并且必须以通用语言提供公共服务。大革命推翻了旧制度的很多方面，但唯独延续了其中央集权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其中，现行1982年宪法的语言条款最为丰富，它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方面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第19条第5款），另一方面也宣告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第4条第4款）。

然而，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应当如何处理通用语言与地方语言的关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近两年的备案审查工作报告中，从涉宪性与合宪性的高度连续披露了涉及语言问题的审查案例。因此，《民族区域自治法》尽管在草案说明中强调了通用语言教育的必要性，但其条文却将地方语言教育置于比通用语言教育更重要和更基础的地位。

第139条规定的公民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在本质上是对诉权的保障，并不是对语言权的宣告。因此，彻底改变既有语言状况就成为迫切的政治任务。